印度将对华透明玻璃纸薄膜反倾销日落复审听证

一、近代舆论监督理论的产生 自唐代起，一种通称为邸报的古代报纸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这是封建王朝传播新闻信息的主要手段。

从这一维度切入历史中国的宪制问题已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在我讨论了历史中国疆域的政治和文化构成等问题之后。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会造就发达的商贸业，由此自生自发的秩序只能沟通相邻村落，不大可能生成巨型的商贸都市，产生超越农耕村落、超越地域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和社会整合力，形成大型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更不可能以几个大都市为中心产生具有强大经济、政治和文化辐射力的近现代的民族国家。

如今，若不是核武器，所谓大国与小国在国防上已经无异。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和血腥就不说了，尽管大革命颁布了《人权宣言》，却不知是嘲讽还是悲剧。一个很容易上手，也有点道理，但不太令人信服的遗忘机制也许与作为当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重要构成部分的宪政话语（有别于其宪制实践）有关，与热衷这套话语的法律人有关。但最令人（至少我）感叹的是他关于究竟是由联邦还是由各州控制常备军的分析论证。[40]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原因二则是，罗马法本是用来、也只适合治理共和国的，而它如今面对的却是一个帝国。仅仅因军事的存在，就要求一国宪制予以调适和应对。在这些方面，现代法律与古代的法律都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更为离谱的是，某县为了发展养牛业，县委要求县级领导干部带头，每人养四头牛，法院院长也不能例外。[14] ［法］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es）：《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依据这样一些对法的现代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对法的现代性中的中国问题进行观察与评价，本文将这些问题归纳为相互关联的"十大困境"。且不说俄国16世纪开始的"罗马化运动"，也不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法律的"脱亚入欧"，就说中国。

最不能理解的是，人死了也不能平等。这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正是公共交往理性得以实现的渠道。

2、普适性原则与地方性知识何去何从 中国的法律现代性转型始于清末，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中国曾经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途中发生车祸，三名中学生同遭不测。贵族以宗教习俗主张他的权利，平民则以"自然权利"作答。我国宪法也已将保障人权作为国家服务的目标。

这一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法治的。这又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怎么办？办法不是退回去，而是更为广泛地引进西方的法律，因为法律具有体系性，单独引进某些法律确实存在该法律与法的体系与精神不合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法的现代化概念是依附于法的现代性概念的：有什么样的法律现代性的预设，就有什么样的法律现代化进程的图景。

我们现在的进步事实上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取得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等等社会发展阶段都是实现人的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马克思恩格斯终身为之奋斗的最高社会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之所在。

这一思想近几年日益强盛，它与无意识的前现代思潮、潜在的阶级斗争为纲思潮三足鼎立，使法的现代性毫无还手之力。但是，1949年以后我国的法律是建立在阶级之上的，这一法律将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它假设不同阶级的人具有不同的属性，并以此为标准分配利益：物质的、政治的、精神的无一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方面的实质性进步是邓小平在1992年初对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突破以后取得的。如果由江青、张春桥等人来建构，个人崇拜、阶级特权、运动治国将是现代法的"不二法门"。[5]［美］克利弗德·纪尔兹《地方知识——诠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麦田出版，2002年版，第249页。政治权威的一声"严打"，判刑就"顶格"，这实际上破坏了整个刑法体系。[16]参阅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30]下一步需要做到的是：实现同质的权利同等的保障，特别是财产权的平等保护。

所有这些都将法官牢牢地置于行政权威的掌控之中。10、法律统一与地方利益的冲突 法律的不矛盾性是所有法律的要求，更是现代法律形式合理性的最低要求。

从时间上来说，可以说是从出生到坟墓。早期古希腊罗马社会存在被保护人和外邦人，他们不享受城邦法律的权利，在几个世纪的进化中，这一弊端被革除。

事实上，依据人的自由发展社会主义观念，正是我们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经验使特权者认识到，不如唤起平民，使他们进入贵族城邦，与贵族一同分享城邦的法律、制度与爵位。

[20]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例外，古希腊罗马许多时候（不是全部）法律的权威是高于政治的权威的。从人治社会主义到法治社会主义。权力意志倾向于个别调整，法律的一般性就成为它变革的对象，从1949年我国缺乏起码的民刑成文法律与判例就是一个证明。还有更绝的，同一次车祸中遇难的三位同学的赔偿标准竟然也不同。

[14]现代社会与古代不同的是，个人权利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这一精神在立法与司法中随处可见。

[26]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注重手段而忘记了目的，以至于将手段当作了目的，更甚者以手段(社会主义)排斥目的(人的自由与解放)，这就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步是在梭伦改革时达致的。

[2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页。他们可以"占有"土地（这是使用权了），但是不能有所有权，因为他们不具备享有土地所有权的身份。

例如，1954宪法刚刚制定，就被权力主体抛弃，因为宪法所规定的规范性要求和稳定性要求与权力主体确立的合作化运动等"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不一致。提法虽有不同，其实质是同样的：法律是政治权力的工具，是达致政治权力所确立的目标的工具。[8]［法］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es）：《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以下。虚幻的社会利益仍然是法律的精神原则，个人权利只有在社会利益许可的条件下才有存在的正当性。

国家独揽教育大权，雅典曾有法律规定不得讲授哲学，人无信仰的自由，他必须服从本邦的宗教。"[12] 一个在规范上将人等级化的社会要实现真正的稳定是不可能的——除了兵临城下式的沉默。

"参阅［法］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es）：《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在所有的权利中，财产权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权利之一，没有财产权，人的生存、人的其他自由的活动都不可能或没有意义。

十多年来，这一研究无疑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对法的现代性的基本属性的研究不够。如果我们将法的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广义的合理化运动，那么，法的现代性问题就是一个法的合理性或（现代语境下的）正当性问题。